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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正面临第三波历史大转型

发布时间:2021-10-21 09:20:16 阅读: 来源:建筑清水模板厂家

中国正面临第三波历史大转型

中国正面临第三波历史大转型 更新时间:2010-3-13 0:02:20   读常修泽教授的学术论著,可以发现,他的研究一直以来基本上是围绕着制度创新和发展转型来展开的,且主要是沿着三条线路进行:第一条线是人本经济理论;第二条线是产权经济理论;第三条线是发展转型理论。在人本经济理论和产权论研究方面,他已先后出了《人本体制论》和《广义产权论》。在转型理论方面,他正写的书,题目叫做《中国第三波转型》。

中国正处在历史性的经济社会转型中。当前被人们热议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问题正是现阶段转型的焦点。常修泽教授此次与本报记者的访谈,就是从中国第三波转型的话题出发,进而探讨发展方式转变问题的。

关于中国第三波转型

经济参考报:您在新书书稿中说,从中国历史纵深大视野审视,我们现在面临第三波历史大转型。为什么叫做“第三波转型”?

常修泽:第一波是社会制度转型,是从1919年开始,这个转型是以1949年为标志,转型已经完成。中国人民站起来了。但是我在书稿后面加了一个小注,中国人民是站起来了,但是站在哪里呢?站在世界的边缘。当时要建立新民民主主义社会,但是非常遗憾,并没有按照新民主主义社会构思去做,很快就抛掉了新民主主义,所以我说新民主主义社会在人类历史上、中国历史上是“流星”,很快闪过去了,闪过去之后很快坠入了“斯大林模式”。

第二波转型,叫做经济体制转型,是以1978年为标志开始的,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这个雏形应该说已经建成,但是改革仍然在攻坚的过程中,第二波转型远远没有完成。

经济参考报:就是说,第一波转型和第二波转型都是不彻底的,都还没有完成。在这样的基础上再次转型,是不是意味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多向度转型?

常修泽:不仅如此。作为一个理论研究人员,应该着眼于未来,所以我现在思考,在经济体制转型的基础上,从更大的视野、更高的层次思考中国转型的问题,下一波转型,就是第三波转型,应该转哪里呢?我列了三条。

第一,由边缘到前沿。中国现在虽然站起来了,但还是站在世界的边缘上。考察当代世界,从经济领域上看,经济格局中最重要的是货币体系格局,虽然中国现在是世界上第三大经济体,经济总量仅次于美国、日本,有可能一两年后变成第二大经济体,但是在世界货币体系里面人民币基本上没有地位,这很不相称,还是被边缘化。下一步中国应该由边缘向前沿转移,这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期待。

第二,由隔阂到融合。中华文明和世界上的其他先进文明之间有很深的隔阂。最近有很多事例给我心灵上撞击,比如前不久网上对中外混血青年的议论,反映出目前社会对这样一种事物接受程度不高,有些甚至是排斥。我们的现代文明跟人类的进步文明还是有很多隔阂。去年故去的人类文明理论家亨廷顿先生有一本著作叫《文明的冲突》,我没有用“冲突”,我用的是“隔阂”。我个人认为,按照世界和谐的期待,中国的文明应该和世界其他的先进文明,逐步逐步地交融,虽然现在还很难融合到一块儿,但是应该通过交融,最终达到“融合”。现在世界上,有亨廷顿的“文明冲突论”,有斯宾格勒的“活力论”,有汤因比的“成长论”,有列维·斯特劳斯的“均衡论”等,我想探索的是“文明融合论”,因为,我们国家如果要真在这个世界上崛起,那么就要由隔阂走向融合。

第三,由不可持续到可持续。这是对文明的一种期待。我这本书的基本理论,也就是“告别边缘、告别隔阂。走向复兴,走向融合。兴而不肆,融而不阿。”中国要振兴,要复兴,但是不应该傲慢,尤其不能够独霸天下,融,但是要自我约束、要不卑不亢。要保持冷静的头脑,共同打造人类文明。这是在为未来十年、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国家发展,提供理论参考。

人本: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

经济参考报:那么,现阶段包括“十二五”期间,中国如何转型?

常修泽:我认为,中国的转型发展方略应该是八字方针:“人本、绿色、创新、协调”。

经济参考报:“人本”在您的方略里排第一位。以人为本,在我国的历史上一直被高度倡导,但一直位居边缘。如果人本思想真的能落实到我们的执政理念和发展政策当中,贯彻在社会治理和法制建设当中,那将是历史性、突破性进步。

常修泽:人本,首先是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。我把关于人本的问题归纳为四个方面。

第一,从横向、纵向和内核三个层面准确把握“人”的含义。

从横向来说,这里的人不应指某一部分人,甚至也不应指多数人,而应指“全体公民”。近年来,有一个流行的话叫做“让多数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”,这个理论出来以后引起我的思考。我觉得不应提某一部分人或所谓多数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。中国共产党现在是一个执政党,理念上不应该停留在某一部分人和所谓“多数人”,而应该指“全体公民”。

就我们实际工作来说,在人的问题上没有打到边,两边都有一些遗忘,尤其是弱势群体,比如城里的下岗职工、农村的贫困农民、几千万残疾人,这都属于容易被忽略的一些角落。因此横向打到边,实际上是一种边缘关怀,或者叫底层关怀。中国现在两极分化比较厉害,贫富差距比较大,要想法改变这种格局,尤其需要边缘关怀、草根关怀。

贫富差距大已经令人可怕,但最可怕的是这种贫富差距大的格局制度化、定型化、固化。只要不固化就有办法调过来。一旦贫富格局固化,那么这个国家就很危险。要给草根阶层、弱势群体、边缘人群提供一个上升的管道。这个问题在中国很严重,但只要管道通,即使有阶层分化也可调过来。

从纵向来说,这里的人不应仅指当代人,而应包括后代人,是“多代人”的概念。

最近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会议,就是一个涉及人类跨代发展的问题。人类一年向大气中排放的二氧化碳是272亿吨,中国排放60亿吨,占20%多一点,大气变暖、冰川熔化、海平面上升,小岛屿国家面临灭顶之灾、沿海城市再往后几十年也面临威胁,眼下看沿海城市问题不突出,但是考虑后代发展,人类要应对严重威胁。

从内核分析,这里的人不应是“单需”之人,而应是“多需”之人,包括物质需要、精神需要、参与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需要,特别像浙江这样的发达地区,老百姓进入小康之后,政治要求也日益增多,所以我们应该把人看成多需之人。

第二,抛弃“人本工具论”,树立“人本实质论”。

我发现,现在人们虽然都讲以人为本,但我听着有两种不同的以人为本观:一种是工具论的以人为本,一种是实质的以人为本,而且这两点都有鲜明的表现,我想我们要抛弃这个人本工具论,特别是对于各级领导层来讲这个问题非常重要。

第三,由“不完全的、基础性人本”,向“全面的、高端性人本”渐进式提升。

因为我们现在处在社会主义阶段,因此现在讲的人本还属于基本面上的,要解决一些例如就业、减贫、社保等的基本需求,再发展到使全体人民“共享”四个方面高端的成果:共享改革发展高端的物质成果;共享改革发展高端的文化成果;共享改革发展高端的社会成果;共享改革发展高端的政治成果。所以这里讲究一个“渐进性”。

第四,“双线均衡”:寻求经济市场化与社会公正之间的最佳均衡点。

“十二五”期间乃至“十三五”,这个问题都是至关重要的。市场化和公正化这两条线不是水火不容的,是可以兼容的——搞市场化未必不公正,寻求公正也未必抛弃市场化,尽管兼容难度很大。我们在未来发展当中、转型当中,要学会在社会公平和市场化这“两个鸡蛋上跳舞”,而不是把两个鸡蛋打破,这是领导驾驭能力的体现。如果打破市场化,这个国家肯定要倒退,我们不是没有看到这种类似的迹象。

2008年,特别是2009年以来,在有的地方,用各种名目,把民营企业挤出来。本来,国有资本的配置包括“进”、“退”是有原则的,但是近年来国有资本却出现了不合理的扩张倾向,有些竞争性领域,比如竞争性比较强的房地产行业,近来国有资本进入较多。这就使国有资本的配置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变局。围绕“进”、“退”问题,在两种力量——国有资本、民营资本之间出现“资本博弈”。这是2009年出现的部分现象。当前这种“变局”如何发展,会不会演变成更大范围的“大变局”?值得关注的是,在权贵资本假借行政权力的干预之下,经济的托拉斯倾向出现。这是按照市场化的思路来办吗?

同样,要是打破公正化这个鸡蛋,这个国家也很麻烦。这里我引用了老子《道德经》里的六个字“知常容、容乃公”。我们怎么做到公平公正呢?国家决策者的胸怀要宽广,有容乃大嘛,容量大了你才做到公平;然而,怎么做到容量大呢?老子讲“知常”,关键要掌握这个“常”,了解这个“常”,这是画龙点睛的地方。这个“常”是常规、是规律,经济规律、自然规律、社会规律。掌握了客观规律的人,胸怀就会宽广,胸怀宽广、容量大以后,才能够公平公正。后面还有一句,“公乃王”,办事公道才能做领导,才能被选为“王”。

绿色:由“环资启蒙”向生态社会

经济参考报:您对人本的诠释,我觉得应该算很全面的了。很理性,也很有感性色彩,我很受教益。我迫不及待地想听您对“绿色”的精辟见解了。

常修泽:精辟未必,但一定要理性。感性也要为理性服务。

中国已经有了环境资源的意识,下一步要向生态社会转型。怎样绿色发展?我提四个管道。

第一个重要管道,向技术要绿色。通过提高技术水平、改进技术装备、研发新技术来节能减排。从这个意义上说商机是很大的,新能源、环保、设备行业会有一个相当大的发展。

第二个重要管道,向结构调整要绿色。特别是产业结构,一个是二三产业之间要调结构,一个是第二产业内部也要压缩耗能污染产业、门类,向结构要绿色。

第三个重要管道,向政策要绿色。向政策或者政府的制度安排来要绿色。政府要有所作为,比如说提出一些相关政策,应该及时推出,或者至少形成一个方案,就是环境税,国家应有这个举措。环境税背后不是市场力量,是政府的力量,我觉得可能会成为整个节能减排的重要管道。

第四个重要管道,向市场力量要绿色。市场的力量关键就是环境产权制度。二氧化碳千百年来,甚至千万年来都不是商品,都不是资产,没有产权,它虽然也是一种物质,但是没有产权关系。现在世道变了,自从京都议定书框架有了以后,人们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,一旦达成一种协议,就出现一个新的情况,就是各国承诺减排,假如超过了指标怎么办?反过来通过节能减排,有富余指标怎么办?于是出现碳产权交易。原本碳不是商品,可变成商品;不是产权,会变成产权。所以我建议大家研究环境产权,给每个企业、每个个人身上都安上一个环境产权的“马达”,逼每个地方自动减排,这是用经济手段、市场力量。

我现在非常担心:提出节能减排、环保友好型社会,提出绿色经济、绿色发展以后,又搞计划经济那套东西。一提节能减排,政府就采用惩罚、奖励、强制手段。我们国家计划经济根深蒂固,惯性很大。怎么用市场这只无形的手,怎么用产权,这在中国没有这个经验。在国际上有这样的先例,像伦敦、澳大利亚、芝加哥有几个碳交易所,中国也应该有这种新的产权关系,这里涉及四个方面,就是产权界定、产权配置、产权交易、产权保护。

创新:由“中国制造”向“中国创造”

经济参考报:说到创新其实很尴尬。中国是一个“加工大国”,但是一个“创新小国”。这说起来像是个技术问题,但稍微深究一下,就发现原非如此。它涉及我国的教育体制、科研体制和产业制度、产权法律制度等一系列深层问题。这是个难题。

常修泽:既然是个难题,我们另找时间专门谈。我想说,我们起码应该有一个战略目标,然后奔着这个目标,围绕这个目标,逐个解决那些阻碍创新的体制制度问题。这是下一步改革的一大任务。

最近,中国在美国推出一个大的国家广告,叫做“中国制造”。为什么做这个广告呢?中国一些产品在世界上受到非议和责难,质量不好,三聚氰氨案对我们创伤很大。从这个意义上,商务部和国新办打广告是有用的,是有价值的,我是支持的,但是这个广告给世界传递一个重要信号,还是“中国制造”。面对着“十二五”、“十三五”,其实应该转型了。过去30年,我们给人家一个印象是“世界工厂”,下一步应该向创新高地来转变,由制造向创造转变,这才是转型升级的一个关键战略。

这一点对中国来讲非常重要。全国经济“块头”现在搞的比较大,去年国内生产总值33.5万亿人民币,今年如果按9.5%的速度的话,中国将成第二大经济体。但是,为了这33.5万亿,是非常辛苦的,其中加工制造占较大比重,现在我们要研究向创新转型。

我看了2007年世界专利的数据,三方专利,美国是5.2万件,中国是5400件,恰好是美国的1/10。但是我们有十三亿人,美国才两亿多人,这样一比,两个国家的差异就很尖锐。而且更使我心里痛楚的是,排在中国之前的有韩国,韩国地域小,人少,但是他们专利比我们多。下一步,我们要加快创新转型。

协调:内外、产业、区域、城乡四方面协调

经济参考报:方略之四:协调。您选择这样一个看起来给人感觉似乎比较泛泛的词,放在转型方略里面,一定有您的道理。需要协调的事太多了,协调什么,谁来协调?

常修泽:中国经济社会结构不平衡的矛盾,主要包括内外的矛盾,产业的矛盾,地区不平衡矛盾,城乡不平衡的矛盾,因此,要协调。

先说内外协调。要由出口导向向内外联动转变。不应过分批评出口导向型,外需也是一架马车。这次金融危机暴露我们过度依赖出口。2009年一季度,出口下滑很严重;二季度好一点;到了四季度已经起来了,所以过度依赖外需,确实有风险。下一步要挖掘内需潜力,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一个亮点就是扩内需,而扩内需里边关键是扩私人消费内需和私人投资内需,而不是政府投资内需。我接受新华社的访谈,提出“调整收入分配是扩大内需的一个重要因素”,过去,把收入分配看成公平的问题,是对的,但现在应该研究收入分配怎么跟增长、跟内需挂钩。

其次是产业结构协调。要由工业立国向产业协同转变。前年我应邀访台。我比较了两岸产业:一产,大陆11.3%,台湾是1.45%;二产,大陆48.6%,台湾27.5%;三产,大陆40.1%,台湾71.05%。两个经济体,处于不同发展阶段,有差异。这给我们一些启发。经比较,感觉大陆下一步发展第三产业的紧迫性很强,我很赞成几年内第三产业比重提高到45%这么一个追求,现在看来有望实现。除了产业之间,二产本身也要调整。整个国家要由工业立国向产业协同转变。

其三是区域结构协调。要由板块碰撞向区域协调转变。核心问题是避免板块碰撞。转变要重视几个因素:地缘、民族宗教、生产力的差异,要注意协调东、中、西、东北这四个板块。现在有一个新的动向,各个省都在打自己有特色的一张牌,让国家发改委乃至国务院批准经济区或者说示范区。2009年以来,据我所掌握,已经批准了10个左右,由省里面提出来的省内或者跨省经济区,纳入国家规划。如江苏打出了江苏沿海经济区的牌,福建打出了海西经济区的牌,安徽打产业转移示范区的牌,江西要打鄱阳湖牌,等等,等于迫使各地必须出牌。一方面从地方说要打出自己的特色,另一方面,从中央说也要掌握“度”,适可而止。

其四是城乡结构协调。要由城乡二元向城乡一体转变。这是一个大的转型。扩内需,特别是扩消费内需,一个动力源就是居民消费;第二动力源就是中国的城镇化,这是一个很大的动力。要推进这个浪潮,就可以带来很大的社会需求。但对中国的城镇化要有深刻的把握:城镇化的核心问题是社会结构问题。

根据我对人类文明的理解,城市文明跟乡村文明最大的区别不在于城市的市容市貌,不在于高楼大厦,关键在于城市是按照“市民社会”这么一个思想来构建社会结构。所以不可避免地要贯彻的人本主义,自由、平等、民主、法治,这条理念在这里要实现。要搞城镇化,搞城市的发展,公民社会是题中应有之义。公民社会这个范畴早晚要出现。

要搞城市化还有一个重要问题,城市这样一个社会架构,要求“社区自治”。目前城市的组织结构是按照行政系统组织的。真要搞城市化,真要按照市民社会发展,城市里就没有必要搞多级政府。一个城市可以就搞一级政府,下面是功能区,而不是现在的行政区,功能区下面是社区,市政府、功能区、社区,然后到居民那一层。现在,深圳已经开始摸索,有的功能区面积可能跟原来行政区差不多,但是人大政协这套系统没有了,管委会是派出机构。功能区下面是大社区,是群众自治的组织,社区下面还有小区。

由单向度的经济转轨转向“五环改革”

经济参考报:如果总结一下您的谈话,我觉得九九归一,都离不开“改革”两个字。

常修泽:是的,转型的根本在于体制的转型,体制的转型根本在于改革。

中国改革的第一个30年已经过去,新阶段的第二个30年已到来。前30年,中国关注的重点是经济改革,我有三句话:前30年重点是经改,经改重点是国企,国企重点是竞争性领域。意味深长的是,虽然推进竞争性领域改革,但是结果竞争性行业并不尽如人意,2009年争议大的恰好是竞争性领域改革问题。接下来30年,不仅仅搞经济体制改革,而应有新的追求。

去年,我发了一篇论文,题目叫《中国下一个三十年改革的理论探讨》,提出,下一个30年,历史赋予我们中国的,应该是类似奥运“五环”的改革,包括经济体制改革、政治体制改革、社会体制改革、文化体制改革、生态环境制度改革,这“五环一体”的改革,环环相扣,融为一体。每个环的中心在于:经济市场化、政治民主化、社会和谐化、价值先进化、生态文明化。

要把握“五环改革”之间的“交扣性”,使之交融一体。同时,要增强改革的动力。这几年来改革动力有一些衰减,这个问题不光是局部问题,也是整个全局的问题。改革动力衰减,这是一件很令人忧虑的事情,怎么解决动力的问题,把人民群众中所蕴含的积极性、创造性再呼唤出来、激发出来,这从一定意义上说,需要新一轮的思想解放,需要一场更广阔更深刻的改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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